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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孟钟捷:穿越6个历史镜像,告诉你“什么是德国”

2019/9/11 17:38:35

思想者|孟钟捷:穿越6个历史镜像,告诉你“什么是德国”

【编者按】当地时间7月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柏林,开始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7月7日—8日在德国汉堡举行的G20峰会。而再过2个多月,德国也将迎来大选。那么,什么是德国?德国真的是你想的那样吗?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孟钟捷看来,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并不似表面看上去那样简单。他以国家形象理论为基本分析框架,提供了六个侧面的思考。以下是他在上海图书馆的演讲


今天,我想跟大家谈谈德国。什么是德国?正如1000个人的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估计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回答。这很正常。但在我看来,要真正了解德国,国家形象理论是个有用的解读工具。

 

 

【“国家形象”有哪些特点】

 


近来,“国家形象”一词频频出现在各种场合。对于“国家形象”的研究也似乎成为一门跨学科的显学,因为它一方面牵涉到国际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等多学科领域,另一方面它又已经被提升到实施软实力的国家战略层面上。

 


但是,直至今日,关于“国家形象”的统一定义,仍然付之阙如。一些学者强调它的外源性,即认为“国家形象”主要是“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或者“一个主权国家和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所展示的形状相貌及国际环境中的舆论反映”;另一些学者却突出它的内在决定论,因为“国家形象”首先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体现”。同样,一些人谈到“国家形象”,多从感性态度出发,例如所谓“德国的严谨”、“法国的浪漫”;相反,另一些人倾向于理性评价,他们从具体数据的比较出发,来分析一个国家的各项综合指数,例如各种排行榜——最受欢迎的国家、税收负担最沉重的国家,等等。

 


显然,这些讨论都表明,“国家形象”是一个颇为复杂的研究对象。在我看来,与其进行定义,倒不如首先来讨论一下有关“国家形象”的几点特征:

 


第一,主体间性。“国家形象”恐怕是本国自我形象认知与他国评价之间的互动产物。这种互动有可能表现为正向关联,例如本国判断获得认可,或他国批评得以接受;也有可能表现为逆向关联,例如双方之间的结论存在巨大矛盾,进而导致冲突,并最终通过某种形式的调和而得以稳定。

 


第二,多元性。“国家形象”现在作为一种战略目标,自然体现了国家意志。但就其本身而言,“国家形象”仍然是一种开放性的话题,它建立在社会各阶层的不同期待之中。

 


第三,历史性。“国家形象”的历史性包含两方面的内涵:一方面,它指所有的“国家形象”都会消逝在历史中,成为一种记忆。于是,“国家形象”便成为历史学者的研究对象。我们关注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形象”在建构进程中存在的那些争议,因为它们体现了不同社会群体与时代精神之间的交往情境。另一方面,它又指所有的“国家形象”都是历史体验和反思当下化的结果。在“国家形象”的建构中,回忆历史都是认识当下和期待未来的前提。新时期的“国家形象”无论是对过去老形象的进一步肯定还是否定,都寄托着人们对过去的一种认知。总体而言,通过分析这种记忆构建的争议及其背后对历史的不同认知,我们或许能发现某种“国家形象”背后的推手,从而完成历史研究的袪魅使命。

 


【“什么是德国”为何难以回答】

日耳曼尼亚的觉醒


以上是我们分析德国国家形象的理论前提。接下来转到本次讲座的正题:“什么是德国?”

 


这样的问题,大概是不少人的心中疑惑,但凡研习德国史的人也以回应它为自己的使命。不过,恐怕在大国研究中,有关德国的讨论,又显得比较困难一些。其因有二:

 


一方面,500年以来,在所有大国中,德国的疆域变化是最大的:从最初色彩斑斓的拼装图到“小德意志”解决方案,从《凡尔赛和约》留下的残垣断壁到令人不齿的纳粹帝国,从“两个德国”到再统一,直到1990年,“什么是德国”的问题才算最终有了答案。

 


另一方面,德国无处不在的矛盾场景让人对“什么是德国”这样的问题把握不定。在德国城市中,我们随处可见中世纪与现代相融合的场景,如波茨坦广场上代表古典主义的柏林大教堂和代表现代主义的柏林电视台交相辉映。在历代名人中,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想到不少截然对立的德意志伟人:为启蒙下定义的康德和呼喊着“上帝死了”的尼采;充满着世界主义情怀的贝多芬和推崇日耳曼精神的瓦格纳;被迫远离故土的社会主义思想鼻祖马克思和战争狂魔希特勒。在集体意识中,我们也能看到彼此相反的画面:一边是纳粹时期的集体癫狂,另一边是当代德意志人拒斥极右翼势力的坚定立场。

 


总而言之,“什么是德国”,不是一个可以得到简单回答的问题。那么,怎样才能相对全面地了解德国呢?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六个侧面的思考:从19世纪初开始,一直走到今天,德国的国家形象可以通过诗歌、文学作品、电影、宣传画、图片来加以体现和概括。我希望回答的是:德国是怎么从19世纪初一个松散的文化民族走到今天人们所谓“默大妈一跺脚,整个欧洲动三动”的欧洲强国?

 


【松散的“文化民族”】

 


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德意志正好有1789个大小不一的贵族,数十个邦国。在接近一千年的时间里,这块地方不叫“德国”,而是叫“神圣罗马帝国”。公元11世纪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整个西欧的最高封建主。但随着时间推移,在英法两国步入近代民族国家后,德意志的辉煌已不复存在。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评述说:“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不少德意志人也在此时对自己的国家形象进行了反省,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席勒。他在《德意志兰》这首诗中这样写道:


德意志兰?它在哪里?


我找不到那块地方。


学术上的德意志兰从何处开始,


政治上的德意志兰就在何处结束。

 


所谓的“德国”,在诗人的眼中,只是一种梦想而已。相反,“巴伐利亚人”、“普鲁士人”、“奥地利人”这样的邦国至上情怀,更能得到回应。对此,和席勒差不多同时代的另外一位诗人阿恩特,则更为急切地表述了他对“德意志人祖国”的期盼:


德意志人的祖国在何方?


……


“哪里有德意志母语的声音在回荡,


哪里有歌颂上帝的圣歌在唱响。”


……这就是你们的家乡!


……


所有德意志人便是这片土地!

 


阿恩特生活在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在这百年间,世界发生了法国大革命,出现了美国独立战争。激荡的时代变化,提醒着世界各国,民族国家的疆域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可是在这一首诗中,我们看到,对当时的德意志知识分子来说,实体上的疆域并不重要,培育德意志自我文化意识才是重中之重。这种思想后来被称为“文化民族主义”。在当时一些人看来,文化统一比政治统一更重要。

 


然而这样的“思想国度”真的是德意志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吗?挑战很快到来。

 


【政治低能的“德意志米歇尔”】


第二个流行于世的德国国家形象是漫画主角“德意志米歇尔”。米歇尔本是《圣经》中的天使,通常是穿着戎装的翩翩少年。但“德意志米歇尔”则是头戴睡帽,身形臃肿,两眼朦胧,保持缄默的样子。这种形象出现在拿破仑战争之后。

 


拿破仑的铁骑迅速改变了德意志地区。神圣罗马帝国于1806年解体,普奥两大强国臣服于法国,一串小邦干脆自愿归并到法兰西。尽管《拿破仑法典》有着“清洗奥吉亚斯的牛圈”(马克思语)之效,但对于有些德意志人而言,国土沦丧依然是不可言喻之痛。伟大的哲学家费希特就在此时改变了自己对法国思想的崇拜之情,连续发出了“什么是德意志精神”、“什么是德意志灵魂”的追问。

 


1814年,拿破仑失败了。在维也纳,召开了一场国际会议,史称“维也纳会议”。德意志人本来期待这次会议能带来德意志的新生,但结果却是“新壶旧酒”,“德意志联盟”不过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改造版而已。人们用“德意志米歇尔”来形容维也纳会议上的德意志:他在如此重大的会议上睡着了,任人蹂躏。

 


这种政治低能的形象当然是德意志人的自讽,但在此后三十年间还颇有市场。例如在1848年革命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与革命进程相伴始终的“德意志米歇尔”:春天的“德意志米歇尔”怒目而睁,他们发现了革命对象,成立了制定宪法的国民议会;夏天的“德意志米歇尔”两眼呆滞,革命激情业已消散,议会辩论冗长而无效率;秋天的“德意志米歇尔”显然已经失望了,时机已丧失,革命终以失败落幕。

 


通过政治低能的“德意志米歇尔”这样一种国家形象,德意志人承认自己缺少议会斗争的经验,没法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统一与自由”的重大时代问题。那怎么办呢?1848年后,德国的国家形象——或者说整个德意志精神——发生重大变化,一种军国主义的“日耳曼尼亚”形象脱颖而出。

 


【军国主义的“日耳曼尼亚”】

 


“日耳曼尼亚”(Germania)一词最早是由罗马人赋予日耳曼人的,后来为德意志人所接受。该词的具体含义,至今仍有争议。罗马帝国曾经颁行一些钱币,上面就有“日耳曼尼亚”的形象,当时是男性,瘦长,没有拿剑。

 


到1848年革命时,出现了一幅有名的油画《日耳曼尼亚》。这幅画至今挂在纽伦堡的日耳曼民族博物馆里,作为1848年革命的重要的历史记忆。其作者是Philipp Veit。这幅画中的不少符号,后来都是重要的“德国元素”:(1)黑红金三色旗就是今天的德国国旗,它代表着“统一和自由运动”;(2)衣服上的双头鹰标志,则是此前神圣罗马帝国的徽章;(3)衣服是罗马式的,意味着继承了罗马帝国的遗产;(4)最重要的是她拿着一把剑,表明德意志知识分子当时对武力统一国家的一种期待。

 


在随后二三十年间,这种形象流传得非常广,身着戎装的“日耳曼尼亚”成为德意志人对自己的基本设定。1860年的《日耳曼尼亚守卫着莱茵河》便是一例。莱茵河向来是德法两国的争夺对象,也曾是它们的天然界线。在这幅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德意志人已经把法国视作阻碍统一的敌人,莱茵河成为不可退让的边界。在阿伦特的诗里面,只要说德语的地方,都属于德国;而在这里,德国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边界,现代国家疆界的观念被融入其中。

 


随后,上天送来了“铁血宰相”俾斯麦。在一幅名为“战神马尔斯把剑交给铁匠俾斯麦”的图中,画家肯定了铁血政策的必要性,俾斯麦俨然成为现实版的“日耳曼尼亚”。但在三次王朝战争后,俾斯麦转身成为欧洲外交均衡大师,施展了“五球不落”的手腕,为新生德国赢得了二十年的发展期。

 


但军国主义的“日耳曼尼亚”并未由此消失。1888年上台的威廉二世一脚踢开俾斯麦,大力推进他的“世界政策”,向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发出了争夺“阳光下的地盘”的诉求。为此,英国媒体以丑化的方式表现了一个意图吞并地球的皇帝模样——这是20世纪初德国的新形象,并不断地出现在英法报纸上,成为欧洲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进程中的重要舆论根源,甚至继续在魏玛共和国与纳粹德国时期存在。

 


从1871年开始,一直到1945年,在7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看到,德国充斥着不断抬升的军国主义形象。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说:“一个优秀的民族需要更多生存空间,而这是不可能用和平方式获得的。”这是当时几代德意志人的共识。在此影响下,军国主义思想不但没有得到清算,反而成为值得推崇的观念。

 


【“德国制造”曾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


在漫步时间回廊的过程中,我们先停留一下,讲讲“德国制造”(made in Germany)。今天很多人去德国旅游,经常买德国产品,如双立人的刀具等。几年前,德国的《明镜周刊》也曾做过一期《德国制造》,来调研德国人自己眼中的“德国制造”。人们发现,“德国制造”已经成为德国国家形象的另一个重要侧面,甚至已经上升到“国家记忆所系之处”的高度。

 


其实在1862年伦敦举办世界博览会时,德意志邦国萨克森送去的工业产品并不令人感到满意。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来者的德意志,还未拥有与英国相抗衡的制造技术,“made in Germany”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

 


然而时过境迁,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时,德国却成为领头羊。据统计,从1870到1913年,德国在世界工业品生产中的比重从13%增加到了16%,而英国从32%下降到14%!在此背景下,“made in Germany”逐渐成为褒义词。自1891年始,当制造国信息必须体现在产品上时,“made in Germany”一下子成为物美价廉产品的代名词。

 


二战对德国制造业的打击很大,特别是鲁尔区,原来的煤矿和炼钢厂都被夷为平地。原料供应都成问题,更勿论产品制造。但联邦德国还是克服了困难。在1955年德国人的宣传画上,“用优质工艺来征服世界市场”重新成为口号。德国制造业的复兴很快,二十年间恢复到战前水平,并于上世纪80年代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强国。

 


【认罪!“勃兰特下跪”】


对一个国家形象的评判,精神层面也很重要。其中之一,便是它的历史认知。“勃兰特下跪”这一幕,正是战后德国(联邦德国)给世界带来的新形象。

 


德国战败后,盟军的审判与改造虽然产生了一定正面影响,但随后在联邦德国“恢复正常状态”的政策下,一大批前纳粹分子又重新进入政坛,甚至成为部长级高官。与此同时,战争末期国内遭到轰炸、东部领土上的德意志人被迫迁徙等悲情故事,倒占据着社会舆论,德国人的受害者情结远甚于作为加害者的羞愧意识。

 


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的法兰克福审判和以色列的艾希曼审判,为德国带来了“奥斯维辛意识”。“奥斯维辛之后”成为重要的哲学命题。随后在1968年学生运动浪潮中,检讨与审查长辈在纳粹时期的经历,成为新生代德意志人反省历史的鲜明表现。

 


1970年,时任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犹太人“隔都”门口纪念碑前的下跪之举,把上述反省浪潮推向新的高点。这位当年的反法西斯战士代表德国,向被害犹太人认罪——这一幕后来成为欧洲乃至世界大部分历史教科书描写战后德国认罪态度的主要来源。当然,勃兰特的表态并不代表着每一个德国人的想法,但他作为政府总理,其行动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

 


15年后,另一个德国政治家也在形塑德国历史意识上走出了重要一步。他就是2015年初去世的魏茨泽克。1985年5月8日,时任总统的魏茨泽克在国会发言,建议把5月8日作为“德意志人感谢盟军把我们从纳粹独裁中解放出来的纪念日”。此举让德国和英法等战胜国找到了共同语言,并且一举扭转了当时暗潮涌动的右翼历史观。直到今天,这种彻底清算过去的历史认知仍然是德国政府的官方立场。军国主义的德国已成往事。

 


【“世界主义”情怀再生】


德意志在历史上有过三个“帝国”,“世界主义”一度成为这个民族的追求目标。但自19世纪以来,德意志人跌落在极端民族主义的泥潭中,以至于1945年后,“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国家”都成为政治意识中的禁忌。而世界主义情怀再度出现,也成为当代德国形象的重要一面。

 


这一点特别体现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与欧盟建构中。从一开始,德国就是欧洲一体化的坚定支持者,更是欧盟的主要发动机。有人认为,在最近二十年间,德国领导人既没有用战争手段,也未通过经济施压的方式,实现了德国“统一”欧洲的梦想。当然,德国为此也做出了牺牲,且不论当年由马克转变为欧元所带来的经济冲击,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也给德国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对于当代德国而言,作为一个“欧盟中的德国”远比“德国控制下的欧洲”来得更为重要。在欧洲之外,我们也能看到德国人的身影,如中东危机、非洲问题等。

 


今天的德国,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德国,而是一个“世界主义”的德国。它关注世界问题,把自己的力量放到维护世界安全之中。

 


经过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发现,近代以来的德国国家形象,实际上存在着三个不同的维度:“历史的德国”充满着张力,它的疆界不断变化,思想漂移在左右两端;“当下的德国”激荡着豪情,把自己奉献在欧洲一体化与全球化的进程中;“未来的德国”飘逸着潇洒,它克服了糟糕的过去,坦然面对未知的将来。这三者是相互交错的,各自存在着一定的神化或丑化的元素。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为我们呈现了德意志人塑造自我的努力。

 



【思想者小传】


孟钟捷,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副系主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上海世界史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上海市晨光学者(2007)、曙光学者(2014)和“社科新人”(2016),获“2015年度中国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学者”称号。著有:《1920年德国<企业代表会法>发生史》(2008)、《寻求黄金分割点——联邦德国社会伙伴关系研究》(2010)、《德国简史》(2012)、《地图上的德国史》(2014、2016)、《20世纪德国企业代表会体制演变研究》(2016);译有:《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2007)、《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2012)、《非自由主义的失败:论现代德国政治文化》(2015)、《德国天才》(第1、3卷,2016);主编:《全球化进程中的历史教育:亚欧教科书叙事特征比较》(2012)、“二战战败国的反省与改造”丛书(201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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